“过年好！过年好！”春节前后，彼此向对方问好是春节的民俗。有一次，向一长辈问好，长辈大人却回道：“年早跑远了！”还有一次，听见一个长辈说：“如今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了。”这让我对“年味”颇有些感慨万千。
前一年，曾有一个朋友从乡村旧居搬进都市的新房后，他兴冲冲所言要在城市里过大年了，结果从除夕到十五，没有任何人来访，他也想不起一个合适的拜访对象。他居住的小区里有几许冷冷清清，很多人平时连对门邻居姓甚名谁都不知道，哪里谈得上串门拜年。他顿时觉得兴味索然，今年他就带着全家老小又跑回农村老家去过年了。
然而，乡下的过年就趣味盎然、年味浓郁了吗？答案恐怕仍然是有些失望。
“过年”之所以被国人视为第一节日，更多在于那种虔诚的相互拜望，称为“拜年”、“喊年”等等。在我的童年印象中，即便再不拘于礼节的人，到了这一天，也必定要穿戴整齐，挨家挨户的向老人请安，逐一不落的向乡邻友人道贺。有的须磕头，有的要作揖，口里连称“恭喜发财”、“恭贺新禧”等等。即使是相距千山万里的亲朋好友，也必定赶在元宵节前来一次热热闹闹的团聚。孩子们追逐嬉戏，女孩儿穿红戴花，男孩儿燃放鞭炮；大人们把盏推杯，畅新叙旧，闲话桑麻；户户但听妇孺笑，家家扶得醉人归。老人纷纷心甘情愿的给孩子们一些“压岁钱”，不在乎多少，就图个慈祥厚爱。孩子们给长辈磕头鞠躬，不在乎得到了多少“压岁钱”，念念不忘的就是图个孝子贤孙。春节前后左右热热闹闹，连空气中都洋溢着喜庆祥和。这些都是记忆中让人留恋的“年味”了。
如今，交通方便了，即便远隔百里，都可以在一天之内赶个来回；通讯便利了，即便是客居海外，也可以视频通话。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似乎更遥远了。“拜年”的方式要么简化为手机上一条群发的短信，要么物化为让人心有不安的红包。想要听到一声纯粹的、不含任何利益诉求、只表达友爱与祝福的“恭贺新禧”却越来越难得、越来越稀罕。一些人即使是群发短信的时候，也要对着电话本斟酌再三，看是不是值得自己的这一毛钱，换得将来有没有可能办下些事来。至于“压岁钱”的收进与送出，更要经过一番利益亲疏的公式演算，浓缩着生存智慧和现实谋略。或许，也正因为此，“过年”难免变成各行各业、各家各户的公关汇演。
在如此的“公关”中，“我家的闺女没花戴”倒也罢了，却还要硬着头皮给“人家的闺女”送花戴。“压岁钱”原本代表长者的慈爱，曾经温暖过孩童时代的记忆。如今，在越来越物质文明的今天，在不断市场化的经济社会里，就变成了某种手段和工具。怪不得某贪官污吏的儿子扬言：“李二弟当班长有什么神气？张三妹考第一又怎么样？他们的老爸哪个没给我送红包啊！还生怕我不收呢！”如此，孩子小小的心灵里，就已经懂得红包背后的“人事”了，又哪里会有“年味”的温馨？
在如此的“年味”里，就是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亲朋好友，没说上三言两语，恐怕就急急忙忙上了牌桌，与平时比起来，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麻将扑克的玩伴而已。我曾经见过一家从天南海北赶回来“陪父母过年”的兄妹们，围着麻将桌杀得天昏地暗。只可怜他们头发斑白的父母还要忙碌着张罗一日三餐、准备宵夜和照料小孩子。
过年，其质朴的意义也许仅存于那些打工仔、打工妹回家见到父母的时刻。因为唯有过年才能给他们一次离开机器和工地的机会，让他们从遥远的电话那头回到阔别多日的父母膝下，才能给他们一次靠近父母、子女和家庭团圆的机会，让他们重拾少有的父母恩爱和子女温情。尽管这一过程中，他们不得不忍受数千上万公里的辗转、车厢的拥挤与嘈杂、超载的危险与惊恐，还有高得离谱的“倒买车票”。因此，每当看到专家和官员出来建议那些农民工“春运分流”的时候，我总是心情不爽，无以释怀。因为，在我看来，那些给交通增加压力的“固执”民工，事实上正是承载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最为质朴的温情表达，正是他们维系着我们这个春节最后的“年味”。
不容置疑，社会在不断地进步，精神文明在不断地丰富，物质文明在不断地发展，只是记忆中哪些“年味”浓郁的过年，正成为愈行愈远的一道风景。
你也许问我今年是怎么个“过年”法？我告诉大家，从除夕夜开始我就教父母兄弟姐妹们练太极拳了，就让家人在这个春节期间学会一个“太极拳”套路，期望家人享受到时尚的太极拳健身方式，期望家人都能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的过好每一个健康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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