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《中华武术》第十一期刊发路迪民先生文《太极拳理论奠基者究竟是何人？》（以下简称“路文”，对笔者分别发表于《中华武术》第七、第九期的文章《漫谈太极拳理论的基础》、《老三本之谜》进行了辨析和反驳。 首先，从“路文”中可知，路教授对“老三本”或者他声称的“老五本”是认可的，对其写作年代十分清楚。那么，我为什么不能对此进行破译解读，以让更多的人了解、熟悉它们呢？拙文中列举的若干篇拳论经得起任何人及时间的考证，我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也十分清醒，前面的路充满荆棘与坎坷，但我义无反顾，不会退缩。 其次，“路文”缺少对“老三本”本身价值的探讨与分析，似乎对其存在熟视无睹，而偏偏热衷于所谓“流传拳论”的分析。然而，很可惜，您所列举的每一本、每一篇均非“老三本”之前或同时期的作品，要么没有时间记载，要么比“老三本”晚四十余年。例如“路文”中作为论据的十三篇书目，最早的莫过于1921年。这些岂能和“老三本”相提并论呢？同时，恰恰反映了这些拳论受“老三本”影响的历史印痕。如果路教授仍不相信“老三本”之后公开面世的一些所谓古谱是“老三本”的翻版、模仿或者再创编，现举两例，只要稍稍动动脑筋，就可发现其中端倪。 其一，“路文”中罗列的拳论中有一句：“形如博兔之鹄，神如扑鼠之猫。”其实，在“郝和本”中，武禹襄（1812-1880）《打手要言》原文为“形如抟兔之鹄（“自藏本”为鹘），神如捕鼠之猫”，这就属于《打手要言》流布过程中的误传笔误。简析如下。“抟”，环绕；盘旋。繁体字写为“摶”，与“博”十分相似，极易混淆，事实也真的在转抄过程中弄混了，试想，太极拳高手与人较技，游刃有余如鹘之抟兔，真是神来之笔。而用博字，则相形见绌，难见其妙了。 其二，“路文”中提到的陈鑫（1849-1929）著《太极拳图说》，书后附录“蒋发受山西师传歌诀”，有一节几乎是武禹襄《打手要言》一段拳论的翻版。谨录于下：“举步轻灵神内敛。举步周身要轻灵，尤须贯串，气宜鼓荡，神宜内敛。莫教断续一气研。勿使有凸凹处，勿使有断续处，其根在脚，发于腿，主宰在腰，形于手指。由脚而腿而腰，总须空整一气，向前退后，乃得机得势。有不得机得势处，其病必于腰腿间求之。”“左宜右有虚实处，虚实宜分清楚，一处有一处虚实，处处总此一虚实。上下前后左右皆然。”“意上寓下后天还。凡此皆是意，不在外面，有上即有下，有前即有后，有左即有右。如意要向上，即寓下意，若将物掀起，而加以挫之之力，则其根自断，必其坏之速而无疑。总之周身节节贯串，勿令丝毫间断耳。”该段翻版武禹襄拳论，将原文中“物将掀起，而加以挫之之力，”改为“将物掀起，而加以挫之之力，”两字相易，义理顿反，所谓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太极拳以巧制拙、借力打人、牵动四两拨千斤之妙荡然无存。 因而，路教授用这些后传资料反驳拙文，忽视“老三本”的存在和价值，声称“那些被杨志英指称的武禹襄、李亦畬语录，实际并非武、李之作，而是早期流传的太极拳论”，便显得苍白无力了。由此，不禁使我想到了另一本书——宋慈（1186-1249）著《洗冤集录》。宋慈曾任大宋广东、湖南等地提点刑狱官，他总结宋代和此前法医方面的案例经验，以及本人任职时的实践心得，于1247年编著《洗冤集录》。此书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法医学专著，从而宋慈被尊为世界法医字鼻祖。“老三本”在太极拳学领域就如同法医字之《洗冤集录》，是当之无愧的太极拳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。如果有人不知“老三本”之存在还情有可原，路教授明知“老三本”甚至“老五本”的真实可靠性，偏偏在“出现”和“面世”上玩起了文字游戏。 第三，虽然路教授口口声声提到“老三本”，实际上对哪一本都了解得不详、不深、不细。比如“路文”中有这样一段：“得到此本（丁丑本）复印件，当时以为是郝和本”，后来读到拙作，才醒悟。“我翻开一对照，果然与他本不同”。笔者就不明白了，一位堂堂大教授竟然能如此马虎！对“老三本”及太极拳理论稍有研究者，就知道“郝和本”现由上海人王慕吟珍藏。顾留馨（1908-1990）著《太极拳术》全文影印刊出该拳谱，这二者岂能混淆？看来，路教授以后要多多细心为是。 再如“路文”中所十分看重的“李亦畬自藏本的《跋》”。笔者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路教授以及所有太极拳研究者，“老三本”或者“老五本”均无此《跋》。路教授未曾见过“自藏本”内容于姚继祖先生（1916-1998）编著的《武式太极拳全书》全部转载，不妨查阅。为此，我还请教求证了“自藏本”的现在持有者李旭藩先生，以及曾经目睹此谱的姚继祖先生的几位高足金竟成、胡凤鸣、钟振山等，他们均不知《跋》文出自何处。其实，该《跋》首见于徐震著《太极拳谱理董辨伪合编》和《太极拳考信录》，摘自被徐氏称作“移录本”的一本拳谱。那么，疑问由此而生，为什么“老三本”中不存在的东西出现在“移录本”？它又是怎样一本拳谱呢？ 所谓“移录本”，是郝为真三公子砚耕（1904-1947）笔录整理的一本拳谱。郝砚耕，名文田，字砚耕，自幼随父、兄（月如）习拳，功底深厚，尤擅打手；河北大名七师毕业班，就职于河北省第十三中学，任图书管理员，先后辅佐月如及张敬堂（十三中体育教员）在十三中推广教授太极拳，1932年，兼任永年国术馆教练，入股参与筹建太极酱园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广府沦陷，他拒不受聘于日伪永年中学，赋闲于家，授子弟习拳。砚耕人到中年，即逢国难，身处逆镜，不能尽展其才，终抑郁成疾，英年早逝，时43岁。他曾经整理手录一本太极拳谱，这就是徐震所称的“移录本”。此本后由月如收藏，现去向不明。徐震在《太极拳考信录》中写道：“移录本较写本（指‘郝和本’）多四篇，即十三刀、十三枪、太极拳白话歌、李亦畬跋四篇。此四篇唯李亦畬跋廉让堂本亦无之，余三篇廉让堂本中皆有，只十三枪题为十三杆……” 文中所谓“廉让堂本”，指民国24年4月（1935年），李槐荫（李亦畬孙，李宝廉子）于山西太原铅印出版的太极拳谱，原名为《李氏太极拳谱》。系依据“启轩本”由李福荫（1892-1943年，李启轩之孙）重新编次章节，计七章七节，公开赠送，流布很广。“移录本”中有一篇李亦畬跋文，谨录于下：此谱得于舞阳盐店，兼积诸家讲论，并参鄙见，有者甚属寥寥。间有一二者，亦非全本，自宜重而珍之，切勿轻以予人。非私也，知音者少，可予者，其人更不多也，慎之慎之！光绪辛巳中秋廿三日（亦畬氏书）。 1993年6月，香港长城书社出版公司发行的由刘红年编著，李槐荫之子光藩主审的《廉让堂太极拳谱.拳架本》中，也收录此跋，但跋文增益数语，现抄录于下，供研究者参加：此谱得于舞阳县盐店，澄清母舅多有研究，后转交三舅河清带回故里。此谱积诸家之论，并参鄙见，有者甚属寥寥，间有一二者，亦非全本，自宜珍而重之，切勿轻以予之。非私也，知音者少，可予者，其人更不多也，慎之慎之。光绪辛巳中秋廿六日（亦畬氏书）。后文较前文虽有增删，但主旨未变。现以较早之“移录本”跋文为例简作分析。此跋虽冠以“亦畬氏书”，但疑点重重，至少八处。 （一）“跋文”与《太极拳小序》写法、文风迥然有异。“小序”写得平实、自然，而跋文故作奇辞倍感突兀，似受捕风捉影附会之风影响。这能是求真务实的李亦畬先贤的为人为文风格吗？我想，不是！附李亦畬《太极拳小序》（以下简称《小序》）：“太极拳不知始自何人，其精微巧妙，王宗岳论详且尽矣。后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，神而明者，代不数人。我郡南关杨某，爱而往学焉。专心致志，十有余年，备极精巧。旋里后，示诸同好。母舅武禹襄见而好之，常与比较，伊不肯轻以授人，仅能得其大概。素闻豫省怀庆府赵堡镇有陈姓名清平者，精于是技。逾年，母舅因公赴豫省，过而访焉。研究月余，而精妙始得，神乎技矣。予自咸丰癸丑，时年二十余，始从母舅学习此技，口授指示，不遗余力。奈予质最鲁，廿余年来，仅得皮毛。窃意其中更有精巧，兹仅以所得笔之于后，名曰《五字诀》，以识不忘所学云。” （二）所谓“跋”一般为写在书籍、文章、金石拓片等后面的短文，内容大多介于评介、鉴定、考释之类。李《跋》未收录于“老五本”中，可见它不是与《小序》呼应之作。从内容上看也的确如此，因为两文陈述的不是一回事。从时间上看，《小序》写于“光绪辛巳中秋廿六日”，《跋》作于“光绪辛巳中秋廿三日”。《跋》早于《李序》，由此可见，此跋不对彼序。 （三）上文已介绍，“老五本”中没有此《跋》，却出现于半个世纪后他入撰录得拳谱中，且写作时间又在《小序》之前，令人费解，不免生疑。 （四）《小序》中一篇“王宗岳论”，到了所谓的“跋文”中，便摇身化作“此谱”，即一套拳谱。变得蹊跷，前后自相矛盾，不能不令人生疑。试想既然是拳谱，应当有拳套、练法、法理、口诀吧！在哪里？谁也找不到。 （五）“跋文”强调突出“此谱”“兼积诸家讲论”，舍此，便是“参以鄙见”，好像对武禹襄拳论有意回避，显非李公所为。 （六）既然所得拳谱，“兼积诸家讲论”，可证从舞阳盐店所获之谱内容丰富，绝丰一二家之谈。也就是说，除了“王宗岳论”，还应该有其他人讲论。那么，疑问由此而生，这些讲论在哪儿呢？我们也找不到。 （七）《小序》中武禹襄问艺温县赵堡镇陈清平，而拳谱莫名其妙地出现于舞阳县盐店，两地非一县所属，相距六七百里之遥，为什么凭空就联系在一起了呢？ （八）如果舞阳所得拳谱属实，这足以震惊武林界，此谱真可称作“武林秘笈”，那么如此珍贵的拳谱为何下落不明，突然出现，又突然从人间蒸发了呢？ 综上所述，可以断言，此《跋》绝非“亦畬氏书”，而是后人代表之作，故弄玄虚。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武莱绪（武禹襄之孙）于民国23年（1934年）所写的《李氏太极拳谱.附录》，他在《先王父廉泉府君行略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太极拳自武当山张三丰后……”武莱绪言称太极拳创自张三丰显得十分轻率，徐震先生在《太极拳考信录》中这样评价：“莱绪此文，作于近年，当杨派太极拳盛行之后，附会神仙，复为人情所乐从，故虽武氏之孙，亦不求其端，不考其实，于流俗盛传之语，直袭而不疑矣……足以淆乱视听……” 李正藩（1928年生，李福荫之子，李启轩曾孙）在《永年太极园始末》（见2010年《太极》杂志第三期）一文中也写到：“谓太极拳传自武当张三峰（丰），由于当时一度盛传源自神仙之说，以炫耀其神奇玄妙之术，武莱绪贸然从之，不作求证，实不可取。”同样，这篇所谓“跋文”也为附会之作，其用意无非证明拳谱之珍贵。因此，无论此跋是否出自郝砚耕手笔，他收录于“移录本”中，便犯了跟武莱绪一样“淆乱视听”的错误。另外，“路文”紧紧盯住拙作中三个“又曰”未另成一行移至段首而不放，我告诉您这是打字员之误。再者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？路教授还影印出“郝和本”两页不完整的三个“又曰”，请问为什么不将完整版的“又曰”公示于读者呢？是不是怕人知道第三个“又曰：每一动……”之后附有“禹襄武氏并识”之语呢？ 第四，谈谈张三丰。武术界对张三丰颇具争议，他是什么年代之人至今未发现确切史料记载。武术流派托名由张三丰所创数不胜数，不独太极拳一脉。至于“路文”谈到太极拳中的一些拳论注有“张三丰遗论”、“张三丰著”等等，此说始现于民国时期，“老三本”中无载。下面提供一则信息供路教授三思。2004年《武魂》第五期刊发武当山金顶太和宫钟国华先生文《小议武当武术》（原稿名《武当武术探秘》），其中写道：“据不完全统计，以张三丰为祖师的有100多个门派，500多种套路……” 这就足以令人警醒，还用再赘述吗？ 第五，对于王宗岳的研究，我在《武魂》《太极》杂志上发表过文章，今不妨补充说明几句。“王宗岳”与“太极拳”相联系，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“老三本”中的《山右王宗岳太极拳论》（以下简称“王论”。志英：“王论”与王宗岳《太极拳论》属于两个概念。如此一变，往往产生歧义，认为署名王宗岳的拳论不止一篇），清代关于王宗岳与太极拳的记载除此便查询不到更多的蛛丝马迹。自民国时，太极拳蓬勃开展，使得学术界产生了对王宗岳研究的兴趣，出现了如王宗、王宗道、王林帧就是王宗岳的猜测，进而将这些毫元关联的人名统一成“王宗岳”。当代，李紫剑先生大胆断言：武禹襄就是王宗岳。受此启发，我的眼前顿时一亮，原来的死胡同有了出口，见到了光明。顺着这条思路，的确发现许多问题值得再论证，再推敲。同时，从不同侧面、不同角度的确能够证明这种断言的可靠性。当然，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直接资料。不过我和我的支持者仍在不懈努力做这方面的探索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不久将公布我的另一篇研究论文《丁丑本的启示》，其中仍会涉及王宗岳。 写到此，我们不妨换一角度去推断“王论”的真正作者是谁，即能写出如此言简意赅，字字珠玑的拳论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，至少有以下五点：1、极其深厚的文学功底；2、极高的儒家思想修养；3、高超的拳艺，对多种拳术有深入研究；4、具备开拓创新精神，大胆冲破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传统思想束缚；5、较为殷实的家庭生活作后盾。目前资料显示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有谁？只有武禹襄。如果王宗岳果真存在，并写出震古烁今的拳论，而在历史上除了“老三本”中五个汉字“山右王宗岳”便没有了其他印迹，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。 第六，王宗岳资料极度匮乏，而武禹襄则不同。武氏家谱保存至今，《广平府志》清代《永年县志稿》、民国《永年县志》、吴鸿恩编著《永年拳术》、《武禹襄墓表》等，以及口传资料，都对武禹襄有较为详细的记载，一个鲜活的太极拳创拳宗师的伟大形象栩栩如生，就在眼前。“君（武禹襄）博书史，有文炳然，晃晃埒伯仲，而独绝于有司，以诸生终。道光二十九年，朱侍郎尊视学广平，能君文，以为老宿，冕同试生，将选贡成均。而是时，祖墓适陁陊于盗，当事其稽，不即贞治，愤争于庭，继以号泣，卒以戆直忤某，叕其行，上之学使。时榜且发矣，竟铲君名，而易以他人之不逮君者。君既不幸见黜，复连试京兆，再荐再黜。幡然曰：‘得之不得命也……其在我者之所为，此何为者哉！’于是绝进取志，……”（摘自《武禹襄墓表》，王树楠撰）“性至孝，尚侠义，好武术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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