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名武术家赵长军的精彩武术人生

    集训时在业体校训练，我那时候已经在西安市团结小学上学了，记得一周去三次，体校还给报销往返汽车票。一起集训的学员共有四五十人，都是白老师从各地挑选过来的，西安周边有户县的，泾阳的，但主要是西安城区的学生。我们练了大概有半年左右时间开始挑选正式队员，最后只有八名队员正式入选省武术专业队，男孩子有王发元、郭良、寻峰和我；女孩子有马凤霞，她是从宝鸡选来的，唐亚丽、闫峰、张仙萍，就我们八个人。

赵长军参加国际武术比赛的获奖照片

    集训时主要在室外训练，正式进队以后，我们在当时的体操馆里面有一块训练场地，其他运动队，包括足球队都没有室内训练场地。体操馆是当时省体育场唯一一栋室内训练场，还有一个建筑就是现在的陕西省体育局办公大楼，那么大一个体育场，室内建筑就这两栋楼。

    走进训练馆，我第一眼看到地上铺着的红地毯，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。太好了！过去练哪有这个条件啊？以前都是在露天的沙坑或者土地上练，现在有这么好的室内场地，还有厚厚的地毯，哎呀!我感觉这个条件跟进了天堂一样！我高兴地在地毯上翻啊滚啊练啊，大概过了有四五个小时，我父亲说，孩子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但是，我舍不得啊，哪怕让我再多练一会，再多练一会，在地毯上再多滚几下。

    从那以后，我对红色便有一种特殊的偏爱，我觉得红色能给我带来吉祥和幸运，我在很多场合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红色比赛服、红色运动服。那时候，在全国武术界，男运动员穿红色表演服、运动服，我还是头一个，往后这种现象才慢慢多了起来。

    还有运动灶每天的伙食，感觉像过年一样，太好了。实际上当时的伙食标准也不过是每天一块四毛钱，可每顿饭有肉吃，四个菜，不定量，这我就觉得天天跟过年一样。这样的条件那还有啥说的，那就玩命练呗!将来有机会去比赛，一定要拿冠军，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这么好的条件。我当时就有这种心理（想法）。

    跟民间老师习武就是为了防身，为了将来打架的时候能用得上，一招一式都讲求实用；进了专业队以后，首先从观念上有了很大的转变。在老师和体委领导的教育下，我渐渐认识到，练武术不单单是为了打架那么简单，它还是一项体育工作，将来是要走向赛场拿金牌的，是要为陕西人民争光的！从那时候起，我就认识到练武术不光是为了我自己，还肩负着要为陕西争光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使命。

    在专业队，从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，再到所追求的目标，都跟民间就有着很大的差别。训练内容是根据国家竞赛的要求，怎么样能拿冠军，怎么样能出成绩就怎么练。像国家一些规定套路，打个比方说，过去要做一个虚步会站得很高，虚步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引诱对方来进攻你，你随时要能上去，能进攻对方，所以要求架子站得就比较高一些，架子高了便于你迅速地移动，进攻时你能很快速地出击，防守时也能很快退回来，民间武术就是这样从实用角度来诠释这个虚步的；而专业队就不一样了，老师首先要求你必须要低下去，低下去这是一个标准，低下去是从专业角度要求你腿部必须有力量，如果没有力量，你可能会一屁股坐在那里；再比如说做一个架掌，要求你肩膀必须要打开，动作要舒展，要大方，但民间老师所讲的架掌就是为了防守，是要小心别人攻击你的头部，是从攻防的角度来说的，不讲究动作是否好看，主要讲究实用；而专业队则要求你做的动作要舒展，要大方，要好看，特别像长拳，大开大合的，那你就要按照这个要求去练功；再比如说弹跳，老师会要求你必须跳得很高，跳起来以后你的击响腿也必须要打起来，所以对你的综合能力要求会多一些。一套长拳打下来是一分半或者是一分二十秒，但是，在整个长拳里面却包含了对习练者各方面的要求，你既要有速度，有爆发力，有弹跳力，还要有精气神，这些东西你都要体现出来。所以，对于专业队员，你既要有力量，又要有速度，而且还要有柔韧性。

    我在训练的时候从小有个特点，这可能跟我与民间老师练习有关，我的速度很快，我的爆发力很好，我的弹跳力也不错，这是我的特点，这也是我后来跟李连杰在赛场比赛当中的优势，我比他快，我比他爆发力强，但是，他比我动作做得潇洒，比我动作做得漂亮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的柔韧性差，比如说我的劈叉，劈不下去就是韧带太硬，至于后来大家看到我的劈叉挺好，那都是硬上老虎凳练出来的。

    白文祥老师对我说：“搞（武术）专业，这是一种职业，你要想拿冠军，要想成为一个全能型的武术运动员，技术必须要全面。你的其他方面都很好，但是你的柔韧性太硬，柔韧性不单说你的胯硬，你的肩也硬。”练肩就硬搬，若要练胯，说个不好听的，就是上老虎凳。让你把腰靠到墙上，后面再放一个很大的实心球，很硬，顶着你，然后你往那一坐，没有别的，就是硬搬，两个人，一人（抓住）一个脚，就这样把你的脚慢慢搬靠到墙上。哎呀!搬完以后，那个疼真是无法形容，尽管咬着牙告诉自己不要哭，但当时年龄小，疼得实在忍不住，受不了那个疼痛，哭了。搬完以后，十几分钟那条腿都收不回来，慢慢、慢慢地才能收回来。再比方说，在刀术演的练中，一个旋风脚，一个转体360度，有时540度，或者720度，接着还要做一个劈叉的动作，那你必须要（劈）下去，因为在套路比赛中实行打分制，裁判会根据你完成套路的精确程度来进行打分。

    那时候在运动队，像这样一边流汗，一边流泪是常有的事。因为你是搞职业的，必须要（劈）下去，否则你跟别人比赛就没有那个资本。

    那时候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每堂课运动量都很大，但我不觉得苦，因为我喜欢武术。比方说大冬天做一个击响动作，打手呀、打脚呀，冬天没有暖气，天气很冷，手和脚冻得全是口子，这一击打血就往外溅。脚也是，冻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，使劲一脱，会连脚上的皮一块撕下来……尽管这样，但我从来不觉得苦，反倒感觉很快乐，所以我的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就是王发元、郭良他们都很嫉妒我，因为我练完以后躺下马上就睡着了，他们练完以后肌肉恢复有点慢，一堂课运动量非常大，他们总是喊腿也疼，腰也疼，睡不着觉，在过肌肉关。

    我觉得学习武术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这种快乐当然也包括我进队以后就拿了工资。那时候每个月工资只有二十一块钱，除了交伙食费和其他费用，我每个月拿到手上的就八块钱，我平时从来不乱花钱，我想把这个钱攒下来，以后有机会拿给我的爸爸妈妈。后来还真的这样做了，白老师给我办了一个存折，把我的工资存了大概有一年吧，这个钱下来有七八十块钱，当我第一次把这些钱拿给妈妈的时候，老人家是既高兴、又难过，高兴的是这些钱可以补贴家用，难过的是，孩子这么小还要操心家里，妈妈当时大哭啊！……哎……（说到这里，赵长军几度哽咽，不能言语）说起这个，我心里也有些难过，虽然我年纪小，但我一直想为家里减轻点负担……（赵长军再一次哽咽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停了好一会才继续接着说）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可以说吃了一辈子苦，父亲是普通的建筑工人，还要把我们家里面五个姊妹拉扯大，很不容易。当然不是我们这一个家庭，那个年代有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。

    所以我就觉得，我能挣到这个工资，我还能对父母、对家庭做一点事情，这一切都是我的工作带来的，所以我非常珍惜，我下决心一定要做好，一定要做到最好！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有给父母尽孝心的机会，所以我很珍惜。因此，在体委领导的眼里，我是一名很好的体育工作者，在老师眼里，我是一名非常放心的好运动员，因为他们从来不用担心我会不会偷懒啊，会不会不用功啊，从来不会为这些事情担心，因为我自己非常努力。老师们看到我这么用功，也对我特别关爱，在训练上也就特别用心教我。所以，我时常提醒自己，不能辜负领导，不能辜负教练，一定要在比赛中用成绩来回报，当时我就是这种心情。

    1972年，我第一次到山东济南参加全国武术比赛，这也是文革后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武术比赛，我和北京队的李连杰、王群，浙江队的胡坚强等是少年组的，跟大一点的于海、于承惠他们同场竞赛，我练的是查拳十三势，还练了一套刀，李连杰练的是长拳和刀术，当时由于刚刚恢复比赛，在那个强调“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”的年代，人们认为追求成绩和奖项是“资产阶级的名利观”，所以，虽然叫武术比赛，但不设冠亚军、不排名次，我和李连杰同时获得了“最佳表演奖”，引起了武术界人士的关注。

    获奖后听到赞美的话渐渐多了，我也非常开心，当时便有了一种不服输的想法，下次比赛一定要拿第一。

    1974年，我第一次随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，我练的是猴拳，领导和专家认为，在中日关系刚刚解冻之际表演猴拳显得有些不合适，于是一起的沈阳体院潘老师就说，我们练地躺拳吧，在潘老师带领下，我们合作创编了“地躺拳”。

    我们在日本十几个城市一共表演了四十多场，我的地躺拳很受欢迎，观众反响很大。当时的日本参议院院长河野谦三先生也观看了我们的表演，回国前邀请代表团部分成员到他家里做客，我被点名参加。河野议长说：“我打算送你们小队员每个人一份礼物，需要什么自己讲。”在座的小运动员没有一个人说话，我站起来说：“我们不需要什么礼物，我们需要中日两国人民友谊长存。”河野议长听了很是惊喜，对在场的中国驻日大使符浩说：“瞧，你的接班人都有了！”这位七旬的老人还执意要认我做朋友，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一定要见我。

    1975年，河野议长访问中国，国家体委通知我去首都机场接机。我第一次坐红旗轿车，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，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河野先生在中国的整个行程我全程陪同。

    此前河野议长历次访华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，这次总理由于健康原因，特委托邓小平副总理与河野议长进行会晤。在人民大会堂，小平同志看到中方出席人员中有一个小男孩，觉得很蹊跷，当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小平同志高兴地夸我是“小小外交家”。不久，国家体委还专门给我颁发了一张奖状，上面写着：“赵长军同志在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中，表现得有礼节、有分寸，是全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。”有报纸还就此发表文章说，乒乓球打开了中美外交的大门，赵长军也为中日友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    李连杰第一次获得全能冠军是在1974年，比赛地点在西安，当时陕西武术队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，但我由于随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没有参赛，李连杰便在这次比赛中轻松获得了少年组男子个人全能冠军，并且先入为主，一直到到1979年，他共获得五届个人全能冠军。

    从1974年开始，我与李连杰之间的全能冠军争夺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到1978年，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，长拳（项目）他可能比我多0.01还是0.02分，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（比赛）下来以后，马老师（马振邦）很不服气，质问裁判：“为什么长军的长拳比李连杰的分数低？”马老师的意思是说，我练的长拳，从教练的角度来看，力度有，速度有，爆发力、弹跳力等等都不比李连杰差，为什么分数打下来低了？裁判说：“长军推出去的掌小拇指分开了。”按照标准要求，推出去的掌必须四指并拢，掌侧发力然后再推出去，但裁判说我的小拇指和无名指分开了。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专门抠这些东西，一个小的细节做得不够好，就有可能被裁判抓住，然后他会说你的扣分点就在这里，比如说你推出去的掌四指没有并拢，那你也没什么话可讲。那时候还没有录像，你想看看他说得对不对，都没有那个条件。比赛回来以后，马老师就猛抠这个（细节），晚上睡觉用皮筋把我的手指头这样缠上，还强调说:“你一定要把这个改过来，（只有这样）你才能战胜他（李连杰），你其他的都很好，细节上也不能比他差。”为了使我能够在比赛赛场上赢了李连杰，记得每次比赛的时候，马老师总是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。有一次比赛下来，我发现马老师头上、手上都是汗，可见老人家比我还要紧张。

    当然，带过我的老师，无论是白文祥老师、马振邦老师，包括徐毓茹老师、高西安老师，都在我的身上付出了很多心血，平时主要带我的是白老师和马老师，其他两个老师也带过我，只不过不是我的主教练。在老师们的帮助下，1980年，我战胜李连杰登上了全能冠军宝座，到1987年，（这个成绩）我一直都保持着。

    1985年，第一届国际武术邀请赛在西安举行，这是新中国武术史上第一次邀请境外选手参加的比赛，谁能拿冠军就有点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的意思，所以，来自五大洲的选手们都憋足了劲，摩拳擦掌，准备一决高下。最后，我一口气拿下了长拳、刀术、棍术及个人全能四项金牌，成了本次比赛的大赢家。

    美籍华人武术家麦宝婵也来了，她是代表美国参赛的，比赛结束后，她对我的武功大加赞赏。后来才知道，麦宝蝉是甄子丹的母亲，是位太极高手，在美国开有武馆。不久，我收到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，是甄子丹的母亲写给我的，信中说，她儿子甄子丹从小喜欢武术，希望儿子能跟中国最好的武术老师学习。

    收到这封信我有点束手无策，因为当时在专业队，队上也就十几个人的编制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大家都是有任务的，是要参加比赛拿成绩的，没有条件满足普通习武者的愿望，不像现在，到处都是武馆武校。我把这件事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，美籍华人能不能到武术队跟我学武术？来了之后能不能跟其他运动员一样在这里吃住？我还特意把甄子丹母亲写的信让领导看了。

    1987年，24岁的甄子丹来到了西安。甄子丹下飞机吃的第一顿饭是在当时小寨的“胜德全”，“胜德全”餐厅是马胜利、马德利、马全利三兄弟开的，当时在西安很有名。

    甄子丹算是第一个带点留学性质的外籍学员，单位在日常生活方面给了他“特殊照顾”，没有安排他住运动员集体宿舍，而是让他入住离训练馆不远的陕西体育宾馆。他吃惯了西餐，对陕西人钟情的面食和运动队大鱼大肉很不习惯，有一段时间经常拉肚子，于是，食堂大师傅每天为他做清真饭菜，以清淡为主，吃饭的时候为了防止被人打扰，还专门把他吃饭的桌子用屏风圈了起来。一段时间之后，甄子丹仍然无法适应西北人的饮食习惯，他便会隔三差五去“西安金花饭店”吃西餐。“金花饭店”是当时全西安唯一一家五星级的酒店，只有这家饭店供应地道的西餐。

    甄子丹的艺术细胞比我要浓厚得多，他学过戏曲，会弹钢琴，爱跳舞，还会吹萨克斯，性格也比较活泼开朗。当时金花饭店有架钢琴，他毛遂自荐给人家弹钢琴，弹一个小时，大堂经理就免费管他一份自助餐，还给他报销往返出租车费。

    甄子丹来的时候是有（武术）基础的，不是说从来没有练过。他喜欢搏击，而且很有天赋，也有相当好的格斗基础，爆发力也很强。那时候他对太极拳、形意拳、螳螂拳等套路武术还不会，跟我除了学习武术套路外，还经常一起练习搏击，打打沙袋啊！打打手靶啊！我给他扶沙袋，拿靶子，两人相互切磋是常有的事。

    他训练起来很认真。当时陕西武术队正在紧张备战第六届全运会，每天都是10个小时以上的高强度训练，甄子丹每天坚持和队友们一起跑步、训练。有时候别人中途休息，他仍然会对着镜子仔细琢磨，反复演练。

    我当时有一台录像机，经常放一些武术方面的资料片，甄子丹第一次看到录像机感到很惊讶，很羡慕，说自己平时在家想看却没有这个条件。

    甄子丹跟我学武术的目的很明确，不是为了参加比赛，也不是为了拿金牌，就是想拍电影，想做大明星。他在西安前后呆了差不多有一年时间，各方面进步都很大。当然他的水平与职业运动员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，但若用来拍戏，已经是绰绰有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