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阎海峰谈太极拳家李鹤年

　　我跟李鹤年老师学拳不长时间，就到了春节，那段时间主要跟在后边溜达着玩，也没太在意，很快我就上了中学。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全国各处都在搞“文攻武卫”，我们一群孩子也在外边乱跑，大人就说：“别跑啦，跟李大爷学拳去”。这期间，单纪明、曹伟还有几个人都加入我们练拳的行列，队伍就壮大了。 

　　我们跟着李老师练拳一直到1968年，老师每天都要求我们“吊线”，“别趴了”，“背要靠平靠实”，注意单眼吊线，后脑勺、屁股蛋、脚后跟成一条线。头项拉线，不能过线。平常就是这么严格要求，言简意骇，理念非常透彻。我后来在各地看许多名家大师教拳，像李鹤年先生那样教拳的实为不多。很多人都是藏着掖着，你不磕头拜师认亲，不花大钱是不教你的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

　　李鹤年先生常给我们讲，要想练好，非得下大功夫不可，陈发科先师曾讲过，他小时候身体很弱，就是靠练拳治好他的病。他在河南老家时每天练拳四十遍，二十多年如一日，到了北京后，因教拳练学时间不够，还每天二三十遍，三十年不变。我们当时听了非常惊讶，这对我以后练拳有很大影响，心想我练不了四十遍还练不了二十遍!就这样一．直每天最少二十遍地坚持下来了。话说回来，那时年龄小，心也静不下来，练一遍拳也就六七分钟，直到后来练了有段时间后，先生才叫我们慢下来，慢慢走架子，练内劲。

　　67、68年间，学校基本就不上课。早上提着菜篮子上学，打个卯就买菜回家做饭去，吃完饭，就跑到东河滩练拳，在一起练和玩的还有郭健家哥仨、我们兄弟四个。整天在一起玩，我父母上班中午不回家，也顾不上管我们。我们整天以练拳为乐(注：郭健现任宝鸡武协主席，宝鸡人民医院外科主任)。

　　李鹤年老师家在西安，平时他就住在幼儿园，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学武练拳违法，只能偷偷地练。晚上和星期天没人，我们一去，把门一关，李老师才敢教我们。一到星期天不上学，天刚亮我们就去了，幼儿园门还关着，人小淘气，就翻墙进去了，一直学到中午。李老师平时白天不许我们去幼儿园，怕我们影响幼儿园的工作。

　　那时老师领着我们大伙走一两遍架子，然后给大家捏拳，最后和每个人推手，搭手转两圈后让我们感觉一下，随后，人就被拨拉到一边去了，再换下一个人，每个人都推一遍。我们练拳半年多后才开始划圈，练了有一年多才开始教推手，走大捋。正式开始教我推手是1967年初。到了l968年底，练拳的伙伴有好几个都下乡或当兵去了，曹伟、单纪明、史新江、陈国华都走了，离开宝鸡后，有的人就没很好地练了，坚持好的有曹伟(我知道曹伟从下乡到现在，练拳一直没断过，功夫很好)。这时候拳都学完了，李大爷就给我们讲杆子和器械，捣杆子，拧杆子。杆子还没学完，开始清理阶级队伍(编者注：“清理阶级队伍”是文革期间的一项政治运动的名称)，就把李鹤年老师抓了起来，弄到千阳草碧农场，离宝鸡四十一公里。那时路不好，当时觉得很远，我和弟弟当时还跑到那里找过他。那段时间，干阳有个西安知青姓高，武术很好，他去找过李鹤年，当时一看李老师人很瘦，便说你行吗，我也会推手，咱俩推推。结果两人一搭手他就被摔出去了，又搭手又出去了，他便说：“您太厉害了，说实话我以前还没输过，跟您推手我都没法推，真摸不到边。你功夫真好，以后可要多指点我。” 

  

　　李鹤年老师就在千阳农场时和几个老知识分子关在一起，人很乐观，常戏称对方，你是反革命，我是老特务，都是黑鬼，没事就凑在一起玩，人一点也不悲观。到了1970年，李鹤年老师回到宝鸡接受改造，在二公司招待所劳动，胳膊上带个白箍，每天拔草、浇树、种花。没事我常跑到招待所找他，回来第一次见他时，我还没问他怎么样，他开口就问我父母怎么样，没事吧?我当时鼻子一酸差点落泪，忙说都很好，没事。他说我走不开，不方便看你父母，替我给他们问好。一年后李鹤年又被弄回了千阳农场。

　　那时李老师一个人住在宝鸡，家在西安，逢年过节才回家，我师母杨淑静(是陈发科得意弟子杨益臣的妹妹)和孩子李云、李霞、李霖住在西安。李老师解放前奔波在西安一宝鸡一汉中，解放后分到省建二公司，家一直也没搬到宝鸡，直到退休后回西安。我工作以后，l974年来西安看他，他刚退休没多久。

　　文革时我们练拳都是偷着练，那是“封、资、修”(封建主义、资产阶级、修正主义)不许练，不像现在大家在公园一起打拳，我们都躲在苗圃、河滩等地偷偷练。那时先生教拳也就给你讲一讲，回家练一星期后再往下学，目的就是要把基本功练扎实。那时动作不做好就不往下教，很严格的。都是各练各的，全凭自觉没人监督。

　　1968年底李鹤年老师到农场去了，我还跟别人在玻璃厂练了半年摔跤。这个时候武林前辈陈金鳌先生来到宝鸡，住在徒弟刘长兴那里，我同刘长兴认识，陈金鳌1964年从宝鸡退休回到西安，每年都到宝鸡来转转，陈老师听刘说起了我，要见我，这样我就和陈金鳌先生认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