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叔父和我经常练拳，早晚都在练。在冬季，学校在午饭后有一段很长的休息时间，从十一点一直到一点。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在家里练拳，我从不睡午觉，晚上也睡得很少，因为练太极拳令我精神饱满，不必睡太多。
我们这地区夏天热得不得了，因为太热了，人们都不愿意练拳。夏天时学校的午休延长至下午三点，我被指导应该于气温最高的时间、在最炎热的地方练拳，我坚信这一套，所以我在夏天的中午练习。刚开始时实在觉得很热，热得难以在大太阳下站几分钟，但练起太极拳我就觉得凉快。我可以在烈日下练一两个小时功夫，不过一停下来，就热得不能站在那里。以前的人相信要练惊人艺，须下苦功夫，所以师父尝试把你推至极限。他们不会强迫你去做什么，只会跟你解释下苦功有什么好处，我们毫不怀疑，所以我们这样练。
在我九岁至十二岁时，我精力充沛得很，可以从十二尺高的屋顶上跳到地面。我家里开的酒家有些一公尺高的桌子，酒家打烊后，我就从地面跳到桌上，然后又跳下来，再跳上另一张桌上，一直跳遍整个酒家。我们还把一碗水放到桌上，目的是要在跳上桌时不溅出一滴水。如果你把水溅出了，就输掉这游戏。你必须跳得高而又能轻灵落下。刚开始时，我以双足蹬地起跳，后来用单足就行了。我们即使在游戏时也旨在磨练功夫。
跟叔父练拳是很艰苦的，他按步就班地教，每次只练一个动作，有时候实在痛苦不堪。我们钻研每一个动作的极细微部份，讨论每一细节和它们怎样互相贯串起来，每一个动作几乎都包含一百个步骤。然后他所有细部接笋无迹地串连起来，直至流水行云。有时候我们会练七、八个小时，有时候则只练三十分钟。这期间，我几乎三年来没有一天不练拳。吴先生从来没有这样巨细无遗地教导我们，随叔父这样练拳感受完全不同。
他们教导家族成员时，是严厉得多，更加一丝不苟的；教外人就比较客气。对待家族成员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一旦你成为入室弟子，就会受家族成员般对待，师父的要求会大为严格。
祖父董英杰在教了吴先生后就长期离开村子，他的学生就开始各自教拳。祖父回来后就考验他们的推手技术。有一个学生花了很大的劲都站不稳，祖父粘连黏随着，那个学生一次又一次被拔根跌出。每次学生推他，董英杰就顺势后退走化，就像倒退着下楼梯般。每次你跨出一步，就不得不继续。吴先生和那个学生说：「你为什么这么笨？为什么要跟着他？」
祖父听到吴先生这样说就和他推起手来，他抓着吴先生的手，把他发到两个中国酒坛中间，这种陶制酒坛很大，上下两端窄小而中间宽。祖父把他发到两个酒坛底部间的空隙中，他的头穿了过去但两肩却卡在那里，要找人把他拉出来。如是者，祖父三次把吴先生发出，每次都把他发到那空隙中。
叔父对我们的严格好比祖父对他的弟子一般。我们练习时，当我正想要继续动作，比如在单鞭的中间部份，叔父会叫我停下来；当我想停下来，他却要我继续动作。他会找动作很困难的地方，然后着我在那里停住，好让我能练好这些地方。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之一，当想动的时候却要停住，把流畅的动作打断了，但这教导我们一种克服艰苦的能力──中国人所谓的「忍」。
就是在这种注重细节的情况下，我们练习这一个动作直至正确无误为止。如果一个动作做得不好，就不能练下一个。要是我们耐不住性子，他就要我们重复又重复练一个动作，藉以训练我们的耐性。当你真的累坏了，再不管练不练下一个动作时，他又出乎意料地继续下一动作。只有他认为你已准备好时，才让你继续下一步，并不是你想做就可以。中国人有句话：「水到渠成」。这种思维是和西方迥然不同的。
在我把慢架练好之前，除了它以外我没有练别的东西，这花了三年。只有我的表兄和我这样子练。三年后，那时是1962年，我开始学习推手。有时候祖父的弟子会过来，我们就跟他们推手。开始时，他们只教我们放松身体，保持中正安舒，并不知道怎样推人，这个阶段我们不是要学推人，每晚只有我和叔父的儿子在推手，这样划圈划了两年。如果吴先生来到，我也会跟他推，有时候则和我叔父。我一开始就练掤履挤按四正双推手。
这样划圈推两年之后，李青山先生来看我的成绩，他是少林拳高手。虽然我从来没有正式向他拜师，但叔父让我在他来我家时，向他讨教些功夫，他大约一个月来一次。事实上，教我发劲的人就是李先生。李先生个子短小精悍，但他动作快得惊人，劲力挡者披靡，是位发劲高手。他发动起来时势若山岳，完全无法把他的劲化走。虽然我们有四两拨千斤之说，但还有一重点：如果来势太强，那根本不能拨开的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唯一能做的只有避其锋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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